伊朗努尔新闻网：这篇文章借此次事件为契机，探讨了可能对伊朗和美国谈判产生干扰的一些因素。回顾伊朗与美国自伊斯兰革命初期以来的谈判历史表明，双方始终对彼此保持高度敏感。从1981年阿尔及尔协议开始，到最近一次由伊朗外长赛义德·阿巴斯·阿拉克奇和美国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主持的第三轮会谈，双方进行了多次直接和间接谈判。这篇文章将分析双方在历次谈判中取得的成功以及各自遭遇的失败，揭示历次失败的背后，往往存在于美国内部或其盟友中的破坏性利益集团。换句话说，破坏性利益集团的介入，或许是对谈判构成最大干扰的关键因素。
1- 阿尔及尔协议
阿尔及尔协议被认为是伊朗与美国自伊斯兰革命以来最成功的谈判成果。这一协议是在阿尔及尔斡旋下，于1981年1月19日由双方正式签署。此前，美驻伊朗大使馆事件导致两国断交，美国冻结了伊朗的资产，并在“鹰爪行动”中军事行动失败。伊方的谈判代表是时任已故总理拉贾伊的执行副手贝赫扎德·纳博维，美方代表是美国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阿尔及尔方面则由外长穆罕默德·西迪克·本·叶希亚代表。
2- 麦克法兰谈判
1986年6月，美国总统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詹姆斯·麦克法兰秘密搭乘一架载有武器的飞机前往德黑兰，与伊朗展开谈判。代表伊朗出席谈判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保护部门的官员费雷敦·瓦尔迪内贾德和总理顾问、议员莫森·康格洛。谈判的主题是武器供应以及释放在黎巴嫩被扣押的美国人。麦克法兰以爱尔兰人身份掩护进入伊朗。美方代表团在德黑兰滞留4天未达成协议，6月7日带着护照和飞机上的备件离开。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革命初期的反美情绪导致对美方的不尊重。然而也有合理考虑，即美国在向伊朗交付其在伊斯兰革命前购买的军备方面存在违约行为，麦克法兰的武器提议被认为是试图让伊朗深陷与伊拉克的持久战争，而非真正伸出友谊之手。
3- 克林顿-哈塔米时期的“缓和”谈判
第三次美方主动与伊朗谈判可追溯至哈塔米改革派政府时期的“缓和”尝试。1997年5月23日哈塔米当选伊朗总统，倡导外交缓和政策，促使伊朗外交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步，美国也迎来比尔·克林顿的连任，使得哈塔米的对美友善信号得到重视。时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甚至公开为美国在伊斯兰革命前对伊朗的政策道歉，称“美国曾支持巴列维政权，冷战需要塑造了美国的对伊政策，激起了伊朗民众的反感”。她呼吁伊朗政府加入通向关系正常化的路线图。克林顿也表示：“伊朗人有理由因过去几十年美国、美国文化及其盟友的行为而愤怒，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邪恶的，而他们是上帝选民”。美方还表示愿在德黑兰设立领事馆，以便伊朗公民签证申请。然而这一切随着1996年7月吉达的“霍巴尔塔”爆炸案被指控与伊朗有关，美方以伊斯兰革命卫队涉嫌制造袭击为由，尽管多次有情报显示是基地组织所为，却将矛头对准伊朗，使很多观察家感到震惊。
4- 伊朗与美国关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直接谈判
在乔治·布什上台后，伊朗与美国的关系变得极其复杂。美国对伊朗东部和西部的两个邻国发动了战争，并借助恐怖组织“人民圣战者组织”以“披露伊朗核文件”为借口，对伊朗制造国际共识，实际上导致两国长达8年的紧张关系。尽管如此，双方还是围绕伊拉克和阿富汗展开了一些谈判。后来，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将这些谈判称为2001年11月在德国波恩会议上与美国人进行的直接对话，旨在寻找塔利班之后的替代政权。
5- 鲁哈尼-奥巴马时期的伊美核谈判
或许伊朗与美国之间最长期的直接谈判就是有关《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的谈判。多轮由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与伊朗外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之间的会谈最终促成了伊朗与“5+1”国家之间的核协议，甚至奥巴马总统与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之间还进行了一次电话交谈。然而，随着特朗普上台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他宣布退出协议，使伊美之间的不信任壁垒比伊斯兰革命以来任何时期都更加高耸。
6- 佩泽希齐扬-特朗普时期的间接谈判
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他试图通过写信给伊朗最高领袖，以发起“解决双方争端”的倡议。伊朗对特朗普来信做出回应后，实际上在阿曼的斡旋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开启了。该谈判围绕两个核心议题展开：一是限制伊朗的铀浓缩活动，二是美国解除对伊制裁。截至目前，双方已进行了三轮谈判，而第四轮会议临近时，却因技术原因传出推迟的消息。